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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9章（第4页）

有好几次，我带午饭给他吃，发现他正在货架上找香烟，油污斑斑的柜台那端，有个顾客在等着，在明亮的荧光映衬下，爸爸的脸扭曲而苍白。

每次我走进去，门上的电铃会“叮咚叮咚”

响，爸爸会抬起头，招招手，露出微笑，他的双眼因为疲累而流泪。

被聘请那天，爸爸和我到圣荷塞【SanJose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城市】去找我们的移民资格审核官杜宾斯太太。

她是个很胖的黑人妇女，眼睛明亮，笑起来露出两个酒窝。

有一回她跟我说她在教堂唱歌，我相信——她的声音让我想起热牛奶和蜂蜜。

爸爸将一叠食物券放在她的柜台上。

“谢谢你，可是我不想要。”

爸爸说，“我一直有工作。

在阿富汗，我有工作；在美国，我有工作。

非常感谢，杜宾斯太太，可是我不喜欢接受施舍。”

杜宾斯太太眨眨眼，把食物券捡起来，看看我，又看看爸爸，好像我们在开她玩笑，或者像哈桑经常说的“耍她一下”

。

“我干这行十五年了，从来没人这么做过。”

她说。

就是这样，爸爸结束了在收银台用食物券支付的屈辱日子，也消除了他最担心的事情之一：被阿富汗人看到他用救济金买食物。

爸爸走出福利办公室时，好像大病初愈。

1983年那个夏天，我20岁，高中毕业。

那天在足球场上掷帽子的人中，要数我最老了。

我记得球场上满是蓝色袍子，学生的家人、闪光的镜头，把爸爸淹没了。

我在二十码线附近找到他，双手插袋，相机在胸前晃荡。

我们之间隔着一群人，一会儿把他挡住，一会儿他又出现。

穿蓝色衣服的女生尖叫着，相互拥抱，哭泣；男生和他们的父亲拍掌庆贺。

爸爸的胡子变灰了，鬓边的头发也减少了，还有，难道他在喀布尔更高？他穿着那身棕色西装——他只有这么一套，穿着它参加阿富汗人的婚礼和葬礼——系着他五十岁生日时我送的红色领带。

接着他看到我，挥挥手，微笑。

他示意我戴上方帽子，以学校的钟楼为背景，替我拍了张照片。

我朝他微笑着——在某种意义上，那日子与其说是我的，毋宁说是他的。

他朝我走来，伸手揽住我的脖子，亲吻了我的额头。

“我很骄傲，阿米尔。”

他说。

他说话的时候眼睛闪亮，那样的眼光望着的是我，让我很高兴。

那晚，他带我到海沃德【Hayward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城市，近弗里蒙特】的阿富汗餐厅，点了太多的食物。

他跟店主说，他的儿子秋天就要上大学了。

毕业之前，我就上大学的事情跟他稍稍争论过，告诉他我想工作，补贴家用，存些钱，也许次年才上大学。

但他恨铁不成钢地盯了我一眼，我只好闭嘴。

晚饭后，爸爸带我去饭店对面的酒吧。

那地方光线阴暗，墙壁上散发着我素来不喜欢的啤酒酸味。

男人们头戴棒球帽，身穿无袖上衣，玩着撞球，绿色的桌子上烟雾升腾，袅袅绕着荧光灯。

爸爸穿着棕色西装，我穿着打褶长裤和运动外套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。